近期，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一期工程12省卷的问世，是中国音乐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
1986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倡导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工程，被批准为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正式上马。历经10年，这部具有“中国音乐文物集成”意义的巨著，终于问世了。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12省卷10册，共收录有各类照片、拓片和线描图5000余幅，运用音乐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记录而形成的文字及数据资料近200万字。所收录的文物，其年代从新石器时期到清末，跨越约8000年。文物包括各种古代乐器、舞具、饰绘、砖雕石刻、纸帛绘画、俑人泥塑、洞窟壁画以及以乐音符号记录古代乐曲的乐谱经卷，内容非常丰富。在这些文物中，不乏历代文献中曾给以著录的传世名器，也不乏闻名于世的重大考古发现，同时还收录了相当多数量第一次面世、并鲜为人知的文物。
1977年吕骥、黄翔鹏一行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省进行音乐考古调查，调查中发现了中国先秦青铜编钟“一钟两音”的现象。1978年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和其他随葬乐器的被发现，以及通过这项考古发现而带来的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例如即使以今天的科技手段都不那么容易做到的、双基频青铜钟的结构设计、冶炼铸造以及相关的音律设计；具有独特表述方式的钟律理论体系；并非传自古希腊而具有道地中国特色的十二律钟律体系在先秦的运用……可以说已经使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的音乐考古成果，则通过《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不仅纠正了某些文献记载的失实之处，并且在更多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充实和补充了以往音乐文献记载的不足，使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面貌，得到大大的改观。
从更宽的视野来看，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一些成就，不仅对中国音乐史，而且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会产生重要而特殊的贡献。例如，通过距今7600年以上、属新石器时代的河南舞阳贾湖七音孔骨笛，我们可以证明，早于有文字的历史约3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曙光就已经伴着音乐而覆盖着华夏大地。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积极的开拓和努力，尤其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通过一些重大的音乐考古学术活动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等音乐学术工程，中国音乐史学界开始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自己的人文、学术特点的音乐考古学科体系。这也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在出版之外对于中国音乐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物态遗存也会因为输入新的文化精神、得到新的应用而重新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设中去。我们相信，即将开始的、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二期必将为当代中国音乐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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